底层叙事的多元混音——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小说_楚天法治杂志社投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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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层叙事的多元混音——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小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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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震云的长篇小说《我不是潘金莲》2012年出版，4年后由导演冯小刚搬上大银幕。电影上映后，票房虽轻松过亿，但与投资方预期相差较多，且后劲不足，观众口碑两极分化。从观众反应的分歧到小说与电影的内部裂痕，在这些言说差异中，也能窥见底层叙事的多声部混音。

一、法治背景下的小民生存悖论

刘震云接受采访时自言，他的小说选材要“坚持为现实中的小民呐喊”[1]53。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就是这样一部小说，它真实呈现了小民的生存困境：假离婚成真后，如果不告状，李雪莲尊严受损，无法正常生活；但坚持告状20年，她既没能“了结过去”，也无法“开辟未来”。李雪莲的问题原本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，却像滚雪球一样从芝麻变成西瓜，从蚂蚁变成大象。对此，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，都将当下官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习气作为重要原因予以揭示。

对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赞赏，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电影对当下官场生态的批判，很多观众誉其为现代版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。有意思的是，却有部分观众观点相反，不认可电影对官场黑暗的披露力度。两者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李雪莲的上访是否合法。李雪莲并非如小说和电影中所强调的，是当代小白菜或窦娥，说她是潘金莲的确是污蔑，但假离婚的案子却并不是冤案。李雪莲与秦玉河夫妻二人离婚的真假，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。而且不管两人私下如何商量，既然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，从法律意义上讲，二人就是离婚了，任何级别的官员都不能从法律上推翻二人的离婚判决。而且用小说里的话说，或许相关官员在别的事情上贪赃枉法了，但他们在李雪莲离婚这件事上却真的没有。这样的情节设置让李雪莲的上访变得有些“无理取闹”。电影的故事讲述虽然比较完整，但其容量与长篇小说相比仍然不足，尤其是无法如小说那样剖白众人心理，从而导致人物简化，更强化了李雪莲偏执的形象，让观众难以产生共情心理。

为了个人私利的“假离婚”违背了现代法治精神，同时也稀释了现形官场的力度。刘震云的小说向来“绕”，如此设置情节，可能是为了说清楚官场这个“理”需要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，作为引子的“假离婚”并不重要，无须细究。或者还有一些别的用意。但不管原意如何，作品本身确实存在这一分裂特性。这个裂痕消解了作品正面抗击现实的力量，也为读者提供了思考底层小人物生存境遇的另类切入点。

在李雪莲的事情上，当地各级官员皆按照法律程序行事。但一件按照法律程序做的事情却荒腔走板至不可理喻的地步，这正是这个故事最大的荒诞之处。官员按法律办事，打破了我们将责任归咎于贪官的惯性思维，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在这个意义上并不与《官场现形记》相类，而是可以与提出清官误国害民的《老残游记》做一比较，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小民的上访。没有违法，并不等于这些官员没有失职。李雪莲所在省的官员，从上至下都不关心李雪莲真正的需求，他们在法制、维稳的路上已经走偏，私心胜过了为民之心，重视自己的官帽多过关心百姓的疾苦，所以以法治为名简单粗暴地处理群众问题，层层推诿不作为。诸多官员走的是法律程序，行的还是人治思维。就像李雪莲去找法院院长时，她乱说专委与院长贪赃枉法是错的，在上位者于是揪住这一点骂她是“刁民”，却完全无视她胡搅蛮缠背后，是急需帮助的惶恐无助。电影还特别强化了小说中的这一情节，醉醺醺的官员说的话每一句都在理，却在粗暴行为的映照下失去了正当性，这是懒政怠政，也是官老爷作风。正是这种荒谬的官场文化，让李雪莲成为“一个时代的错位者、精神分裂者和偏执狂”[2]99。

李雪莲上访的荒诞，也将困境之由折射回小民本身。李雪莲虽然坚持通过上访维护自己的权益，但她的法治意识其实非常淡薄，对法律只有一知半解。事件的起由假离婚，也不是李雪莲因为懂法而刻意钻法律空子谋私利，而是她对生活中出现的前人经验的简单模仿。知道被秦玉河骗了之后，李雪莲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法也并非依靠法律，而是依顺自己愤怒、委屈、耻辱等强烈情绪的驱使想要杀人。但没有人愿意帮她杀人，之后被看厕所的妇女提醒后她才开始想着折腾人。其实不管是杀人还是上访，李雪莲的初衷都是要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但她所采用的方法却总是无效的。这也是众多“刁民”出现的重要原因，底层小人物之弱势，也在于他们无法用有效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难题，一旦有难，本能地想到依靠政府，却又因法律知识匮乏而难以讲通道理。